??"中国男三高"戴玉强（右）、莫华伦（中）、魏松（左）正在排练中。 本报记者 方非摄

　　从组合到首演再到走向国际，三个月时间实现“三级跳”，由戴玉强、莫华伦和魏松三位著名男高音组成的“中国男三高”在中国乐坛引起巨大反响。2月28日、4月25日，“中国男三高”将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两场专场音乐会。

　　10年前，“世界三高”帕瓦罗蒂、多明戈、卡雷拉斯来华，唱响紫禁城下；10年后的今天，“中国男三高”成为北京的一张文化名片，迈着坚定的步伐唱出了国门。这个品牌是如何推出的？未来又将如何提升？面对质疑之声，三位歌唱家是何态度？通过点点滴滴的幕后细节，也许能勾勒、描摹“中国男三高”的成长轨迹。

　　一波三折

　　正如一部宏大的交响乐作品总有序曲，“中国男三高”的诞生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“前戏”。

　　依照戴玉强的回忆，大约是在两年前，一位圈内朋友提出想把他和魏松“捆绑”在一起进行演出，因为在那之前国内美声界一直有“南魏北戴”的说法。“我当时就想，不如再加上个‘香莫莫（饽饽）’吧，也就是莫华伦。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演出多开心啊！”

　　就这样，那段时间他们三人同台演出了五场，包括广州两场、深圳一场、上海一场、沈阳一场。“当时虽然也打出了‘三大男高音’的名义，不过我们根本没想过真正组建‘中国男三高’，大家就是同台演出而已。”戴玉强说。不过，在那之后他心里倒是萌生了一个念头，能不能把三人同台演出这种形式固化下来？为此，他还把圈内一些老朋友请到一起，共商此事。“大家伙儿的主意都很多，而至于具体怎么操作，还没有形成明确共识。”

　　此事暂时搁置下来。直到后来，戴玉强的一位老同学牵头运作，想在北京试着做一场“中国三大男高音”音乐会，时间定在2011年4月23日，地点在人民大会堂。“当时我们把大会堂的场租订金都交了，我还忙着四处去拉赞助，想赢得更多支持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在音乐会前20天左右，我们被告知，由于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将于4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头天晚上要进行会场布置工作，实在没办法安排我们的演出了。”于是，“中国男三高”再度搁浅。

　　然而，转机很快就来了。2011年7月的一天，北京市主管文化的领导约请首都文艺界名人，谈谈对北京文化发展的建议，戴玉强位列其中。“我当时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，同时趁机提了一句，说我们想组建‘中国男三高’，希望能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。这事很快得到市委宣传部支持。考虑到要打造‘中国男三高’这个品牌，需要的是真正的商业化运作，须依托于一个有实力的企业，市领导要求我们与北京演艺集团品牌共享、共同运作。”

　　2011年8月16日，“江山如此多娇——中国三大男高音全球巡回音乐会”北京音乐会正式启动。这也是戴玉强、莫华伦、魏松首度以“中国男三高”名义公开亮相。

　　“三高”首秀

　　2011年10月21日，人民大会堂，“中国男三高”初试莺啼，赢得满堂彩。不过，懂行的观众发现，当晚魏松的状态似乎不是最佳。

　　都说歌唱家最怕感冒影响声带状况，可魏松偏偏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感冒了。感冒症状其实早在这场音乐会前一个星期就有了。当时，魏松和戴玉强在沈阳举行一场被主办方誉为“双高来袭”的音乐会，头天晚上跟乐队一起合乐时，魏松就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嗓子不给力。为了不影响“中国男三高”北京音乐会，当晚魏松回到宾馆就开始熬中药喝，想把感冒给“摁住”。

　　然而感冒势不可挡，以至于2011年10月21日当天下午，魏松实在扛不住，“趴”下了。“我那天早起嗓子都没声儿，下午排练时身体根本顶不上，戴玉强和莫华伦他俩在台上唱，我就在台下的前排桌子上趴着，难受啊！”戴玉强还记得，当时魏松像个气馁的孩子一样，“他说我能不唱了吗？我要回上海。我们大家伙儿就劝他，安慰他，让他别太着急上火。”

　　当晚演出，魏松强打精神上阵，然而毕竟是感冒在身，嗓子不持久，唱几句就觉得累。无奈，高音段落只能让他少唱，以保证他一人演绎的曲目不出状况。用戴玉强和莫华伦的话说，“能替他唱的高音，我俩都替了，普通观众可能听不出来，专业观众肯定能发现魏松没撒开唱，不过他能唱完全场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而最终音乐会的整体效果也很不错。”

　　如其言，当晚演出现场的热烈氛围可谓爆棚，观众的情绪愈加高涨，尤其是最后的不插电环节，“中国男三高”三次返场，分别演唱了《我的太阳》、《今夜无人入眠》和《我的祖国》，声震全场。

　　在人民大会堂这样能容纳6000余名观众的大场地，尝试关闭扩音系统的不插电演出，实属冒险之举。而这主意，竟源于音乐会总导演张树荣的“一时兴起”。张树荣清晰记得，“在沈阳的那场‘双高’音乐会结束后回酒店的车上，我问戴玉强，敢不敢在大会堂不插电？他毫不犹豫地说，敢！我们就这样定下来了。虽说是一拍脑门的想法，不过，我对他们的唱功充分信任，而他们也自信有这个实力。”

　　这场音乐会的票在开演前一个星期基本售罄，戴玉强总算把心放进了肚子里。当初在音乐会启动仪式上，他和莫华伦、魏松三人信誓旦旦地说，这场音乐会绝不赠票。“话既然说出去了，就得百分之百做到啊，而且，票要是卖不出去，到时候现场的场面也不好看啊！所以，那段时间我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人情关系，动员朋友们都来买票，结果卖得真不错，以至于后来有观众想买票，没了！我心想，早知道这样，我都不用天天陪人喝酒去推票啦！”

　　北京首秀之后，“中国男三高”开始了全国巡演，相继在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成都、合肥等地举办了10余场音乐会，还参加了龙年央视网络春晚、湖南卫视龙年春晚等大型晚会活动，用一位观众的评价来说，“中国男三高”越来越流行，市场热度越来越高了。

　　“三高”闯纽约

　　龙年除夕之夜，作为北京市旅游形象大使的“中国男三高”登上了美国的演出舞台——“北京旅游之夜·中国三大男高音音乐会”在纽约林肯中心的艾利斯·塔里音乐厅举行。

　　演出前一天的早晨，纽约下起了漫天飞雪，整个城市银装素裹。这让戴玉强、莫华伦、魏松很兴奋，觉得是个好兆头。坦白说，他们三人的压力还是有的，毕竟这次是“中国男三高”第一次走出国门。不过，演出当晚，当他们看到能容纳千余名观众的艾利斯·塔里音乐厅座无虚席时，心中的忐忑瞬间消失了。

　　据随行的北京广播电视报记者张晶介绍，来观看音乐会的大部分观众对“中国男三高”高水准的艺术表现给予了热烈回应，“他们一会儿鼓掌、一会儿欢呼、一会儿和着歌声打着节拍，现场气氛异常热烈。观看音乐会的有华人，有美国人，还有在美国的其他国家的音乐爱好者，虽然不同肤色的观众对音乐有着不同的理解，但在演出现场他们都被三位艺术家的歌声所折服、感染，音乐厅好像是一个世界大家庭！”

　　“中国男三高”全球巡演的策划人张树荣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位观众。一位是纽约市政府负责公共事务的专员史蒂芬先生，他在看完演出之后激动地说：“没想到中国歌唱家在演唱国外作品时发音能这么标准，他们的演唱美妙极了！”而在华尔街某证券交易所工作的科隆先生也很兴奋：“这台音乐会的节目安排太棒了，中西结合，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。那几首中国作品对歌词有简单的翻译，让美国观众能更好地理解歌曲的涵义，并从音乐中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。”

　　纽约演出归来，戴玉强、莫华伦、魏松以及音乐会制作人黄扉等一方面沉浸在喜悦中，另一方面也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如戴玉强所言，“已经走出去了，我们就得想办法更好地走下去。说实话，压力肯定有，因为依照国际惯例，国外很多演出项目早在两三年前，甚至更早的时间之前就已经定好了，而‘中国男三高’组建才几个月时间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。就像在纽约的演出，后续影响力可能不会马上就显现，一切都需要一个过程，也许需要一种契机。”

　　“中国男三高”海外巡演目前敲定的有以下几站：今年8月份参加英国爱丁堡艺术节，此后还将于9月份在英国举办两场音乐会。“海外的演出需要一场一场去谈，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，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。就我们三人而言，会全力以赴对待每一场演出，竭尽所能去维护这个品牌，靠我们的真实力，而不是假招子、表面文章去征服观众。”戴玉强说。

　　回应争议

　　拾“世界三高”牙慧？

　　中国的男高音并非只有戴玉强、莫华伦、魏松，为什么偏偏是他们组成了“中国男三高”？从“中国男三高”品牌推出的那一刻起，就有诸如此类的争议之声。

　　“其实，任何三人组合在一起都会受到诟病。我想得很明白，就一点，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地了？”戴玉强心直口快，“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我从7岁开始就知道，有耕耘才有收获。有些人，撒了种子就不管了，不去开苗、施肥、锄草、中耕，就等着秋天去收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坚信一条朴素的哲理：不做，一定不能成功；做了，才有可能成功。再说‘中国男三高’，既然我们走到了一起，就会一起去努力做好这个品牌。”

　　而在“中国男三高”全球巡演的策划人张树荣看来，“三高”这一称谓并非此次独创。10年前“世界三高”来华后，“中国男三高”这个概念就在不同的场合和地点使用过，也有很多不同的组合，其中曾有过戴玉强、莫华伦和魏松的组合，有过戴玉强、丁毅、范竞马的组合，也曾有其他男高音歌唱家的组合，“这些，大多是一次活动而已，而这次由戴玉强、莫华伦、魏松组成的‘三高’，被北京市政府以政府名义推出，并当作一个品牌来经营，在中国还是第一次。”

　　此前，有传言说“中国男三高”要进行商标注册。对此，张树荣解释说，“这个不太可能，首先，‘中国’这两个字不可能被注册；其次，‘三高’是一种精神产品，而且其中涉及到数字，也无法注册。我想说的是，‘中国男三高’就是附加在戴玉强、莫华伦、魏松这三个人头上的一个符号而已，并不是通过什么人或者什么机构评比出来的。从这个品牌推出的那一天起，我们从没排斥过其他的男高音组合，中国男高音是一个群体，不管是‘三高’、‘五高’，或是其他任何形式的组合，都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男高音这个整体。”

　　有“世界三高”在前，“中国男三高”总免不了被认为是拾人牙慧。同时，“用世界通行的美声唱法去与世界交流”，也不免让人担忧：美声唱法来自于西方，中国人本就是在向西方学习，如今要拿着学来的本领去跟“师傅”抗衡，莫不是有点儿班门弄斧？

　　“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希望我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学习借鉴，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品牌。”魏松说。而戴玉强的反应更为“犀利”：“拾人牙慧？看拾的是谁的，拾‘世界三高’的，我觉得不丢人！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向西方学习美声唱法，现在是继续学。如果在这个学的过程中，我们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，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　　旁观者说

　　“男三高”高在哪儿？

　　在著名词作家、策划人宋晓明看来，“中国男三高”以一种“集约优势”创新了一种演出模式。“他们不是简单的三位男高音的同台演唱，他们的歌声在音色和气质上实现了很好的融合、互补，实现了叠加效应，1+1+1大于3。从市场效果看，‘中国男三高’的热度要高于每一位个体。”

　　他最看好“中国男三高”的一点是，他们将美声唱法与中国观众的距离拉近了，“他们的演唱特点、台风特点，带有某种娱乐的味道和幽默诙谐的成分，很轻松，很愉悦。他们三人都出演过很多歌剧，能将角色感带入到演唱中，他们的手势、形体、眼神，与观众形成了很好的互动，产生某种情境感。这样一来，观众对音乐的接受过程变得松弛了。”

　　在宋晓明看来，“中国男三高”让美声放下了身段，亲近了大众。比如在2011年10月21日人民大会堂音乐会上，他们还尝试以美声唱腔演绎流行歌曲《天路》和《追寻》。《天路》虽不及韩红唱得那般嘹亮、高亢，但却更显壮阔雄浑，别有一番韵味。如此一个小小的噱头，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好感。“一说美声，很多人就觉得是高雅音乐、严肃音乐的代名词，一下子就产生了距离感，总是绕着走。但是听了他们三人对各种风格歌曲的演唱，很多观众突然发现，美声其实没那么高不可攀，原来美声也可以这样唱！”

　　宋晓明将“中国男三高”比作“中国人的洋品牌”。他说：“寻找语言上的共通，才能真正走向世界，‘中国男三高’便是在用美声这种带有世界普遍意义的语言，与世界进行交流，他们就像是‘用外文讲述中国故事’。中国文艺如何走向世界，面向当代，我认为除了有京剧、武术、杂技等传统艺术，还应该有像这样更富于国际化视野与共鸣的艺术形式。”

　　花絮

　　三人行 老友记

　　圈子里有句话，同行是冤家，男高音彼此更是“敌人”。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中国男三高”绝对是个例外，因为他们三人不仅不是“敌人”，还是相交多年的挚友。和“世界三高”帕瓦罗蒂、多明戈、卡雷拉斯一样，“中国男三高”戴玉强、莫华伦、魏松彼此也都分别相差9岁，魏松是老大哥，莫华伦居中，戴玉强是“小戴”。

　　回忆过去，莫华伦记忆犹新。1996年，莫华伦在上海制作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时认识了魏松，第一次见面便相谈甚欢。“听魏松演唱，闭上眼仿佛听意大利人唱歌，非常优美。”莫华伦说。1997年，他和魏松同时出演歌剧《卡门》，从此成为好友。

　　至于和戴玉强的交往，莫华伦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，他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，出演歌剧《艺术家生涯》，恰好同一个角色也有戴玉强。莫华伦记得，当时戴玉强一亮嗓，包括现场的指挥都惊呼出声，因为眼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竟有那么漂亮的声音，高音更是唱得轻轻松松。“尤其剧中那首著名的咏叹调《冰冷的小手》，戴玉强唱得非常棒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凭这种声音，以后他肯定会大有作为。”

　　而在戴玉强的记忆中，他和莫华伦早在1995年就有过合作，“1995年11月17日，中央歌剧院在世纪剧院演出《图兰朵》，这也是北京演出舞台上第一次用原文演唱外国歌剧。我和莫华伦共同参演，那也是我俩第一次见面，我当时感觉他很帅，声音很厚实，演唱起国外歌剧很熟练，很国际化。后来我俩合作演出的机会就很多了。”

　　戴玉强与魏松的交往则有点儿“忘年”的意味。那会儿戴玉强还是个刚毕业的学生，“大概是1990年，我想报考上海歌剧院，并且听说那里有位男高音叫魏松，唱得很棒，不过就是偶尔会出点小状况！”戴玉强笑说，“后来我考试没发挥好，没考上上海歌剧院。为了散心，我便去上海美琪大剧院看演出，我记得魏松唱了《女人善变》，很棒，只是我觉得最后一个高音听起来还不够过瘾，呵呵！不过说实话，我那时还真是很敬仰他的！”

　　虽然戴玉强没能进入上海歌剧院与魏松成为同事，不过，两人共同演出的机会却越来越多。“只要国内演什么歌剧，基本上就是我俩演。我俩相处得很不错，我到上海他接待我，他来北京我接待他，喝喝小酒，聊聊小天，感觉挺好。我们俩的声乐观念一致，所以很投缘。”

　　也许是因为彼此太熟悉了，成了好哥们儿，戴玉强、莫华伦、魏松三人在台下凑到一起时，时常会插科打诨一番，甚至相互“揭短”。“莫华伦最大的特点是唱歌时嘴巴会变成方形，而魏松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喝酒、抽烟，如果演出前让他戒酒，他就唱不好歌。有一次我们就没让他喝酒，结果他唱起来总觉得没感觉。没办法，喝吧，结果唱得特别好。”戴玉强说。

　　在“中国男三高”全球巡演的策划人张树荣看来，这仨人能凑在一起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着迥异却又互补的性格魅力，同时，三个人都不是斤斤计较的人。就说“中国男三高”商演的出场费，三人绝对是平均分配。这样一来，戴玉强的所得，比其单人演出的个人出场费着实降低了不少。

　　闻此，戴玉强呵呵一乐：“是啊，我如果自己拎个包、拎件西服到处演出，能挣不少钱，不过我觉得没太大意思。钱多少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的意义！我们现在三个人一起同台演出，我虽然从‘一’变成了‘三分之一’，不过很开心，不光是唱得开心，更重要的，我们是在共同做一件我们都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事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