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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个周末台湾果陀剧场金士杰《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》刚“上”完，本周16、17、18日三天，李国修就要带着他的屏风表演班看家戏《京戏启示录》空降东方艺术中心。这还不算完，赖声川的两位高徒冯翊纲、宋少卿创立的相声瓦舍压箱底之作《东厂仅一位》，也将于元旦亮相沪上。果陀、屏风和相声瓦舍，曾被称作1980年代台湾小剧场运动最成功的三大民营剧团，如今三团争锋的热闹场面 “穿越”到2011年底的上海，是巧合还是早有预谋？晨报记者一一对话了三个剧团的当家老大。

　　果陀剧场

　　“预谋”两年，厚积薄发

　　《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》上周在沪上引发观剧热潮，也第一次将“果陀”的招牌印在了上海人脑海。其实，果陀剧场早在2002年就有作品到沪，当时是以音乐剧的形式，蔡琴领衔，但真正意义上的话剧还是这次的《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》。“在上海待了两年，每周有三天在看戏，一直到今年觉得，时候到了。”果陀在上海的公司百庭文化总经理余大任告诉记者，果陀今冬在上海刮起的“星期二旋风”绝非刻意抢滩，而是策划了至少两三年的时间才成熟，“我昨天还和李国修老师通过电话，还有冯翊纲。真的不是刻意撞档期，纯属巧合”。

　　余大任口中的“巧合”仅指撞期，而果陀选择此刻登陆上海滩绝非偶然，“在舒压剧、搞笑、悬疑剧大热的重压之下，像‘星期二’这一类型的‘感伤剧’可以被观众接纳了”。他坦言，如果之前没有《七月与安生》和《大哥》的热卖，自己也不敢轻易把这一类型的戏剧作品引进沪上，“观众好像习惯了，一部戏如果不好笑就不值得一看”。如此风潮之下，多数制作方不得不选择“黄牛”（只做黄牛“热爱”的戏）、“跟风”（只做已经卖座的戏），而不敢轻易挑战观众口味，但今年不同，“观众对于看完之后还可以有所沉淀的作品，还是有好感的”。“星期二”的受宠就是一例，“这部戏之前曾在台湾地区一再复演，其实业内都很敏感地嗅到了这种改变，我知道李国修老师《京戏启示录》之后准备的新戏《女儿红》，也是这一类走情感路线的正剧”。

　　台湾剧团对于大陆市场的好感不言自明，余大任介绍，明年果陀还会有三部戏在大陆公演，“果陀的定位一向是正剧、大卡剧（演员阵容强大），成本很高，这也是为什么看家戏迟迟来不了的原因”。但在熟悉了大陆的演出市场之后，果陀试水与着陆的计划已经浮出水面。

　　相声瓦舍

　　纯粹试水，以诚待人

　　看过《宝岛一村》和《旅途中说相声》的观众对宋少卿和冯翊纲十分熟悉，但对于相声瓦舍还非常陌生，所以，这次两人把自制的《东厂仅一位》带来，十分“谦虚”，采访中一口咬住“试水”，声明绝对无意争锋。“我没有来大陆发展的一丝丝心情。”冯翊纲如是说，“我宁愿用‘水到渠成’的字眼来形容。这次相声瓦舍来，就是要看看，是不是能够真正达到很好的效果。我不动那个抢滩的念头，现在算是试水吧。”

　　也有人认为台湾剧团纷纷登陆大陆市场是“因为台湾市场的蛋糕太小，早已僧多粥少”，就此问冯翊纲，他不否认当下的艰难，“一个从事剧场演出的人，在21世纪的台湾本地，的确是比较艰难的，我是指票房”。尽管如此，相声瓦舍的票价还是坚持亲民，“一个人听相声不太有趣，两两作伴或者全家一起来更有意思，吃饭、打车，都要负担得起，我们是这样计算的。所以我们要场次多，要很努力地演，克服票房压力，当然，企业赞助对我们来说更实惠”。

　　对于大陆观众是否会对这道台湾菜水土不服，冯翊纲觉得，一个“诚”字准没错，“社会总是智能进化的，我们训练自己往智能型发展，不要太高端，要平民化的，这个度掌握好了。我想我没有误会上海或者北京，我宁愿诚恳地做一个台湾人，把台湾的精髓带出来传播，传播我在台湾生活的体会，这个诚意才是好的”。

　　屏风表演班

　　明星在手，牛市刚到

　　在静安区戏剧谷已经有工作室落户的李国修对于“撞期”十分看好：“这是好现象。两岸文化交流到了此刻是个高峰期，我说的是高峰期的开始，因为更高峰的时候还没有来，后面还会更高峰”。

　　互动也意味着互相“刺激”，对于屏风来说，它所带来的“刺激”则更集中在“两张牌”：“一个叫娱乐，一个叫明星。观众进剧场选择娱乐性的偏多数，所以娱乐和明星是两个很重要的成功因素。我曾经试过一个文学性很高的作品，不具备娱乐性而且不找明星，最后票房败北。比如《禅》，讲1970年代台北年轻人在暑假生活的故事，平淡，几乎没有戏剧张力和情节，但是很动人。可是观众不买账，舞台上没有明星，只有一个李国修。结果，我赔了新台币200万。这个惨败让我很沮丧，难道市场只有娱乐和明星么？我开始两者兼具，转型成走笑中有泪的喜剧。屏风喜剧的一大特色是，可以笑着流泪，可以笑到流出眼泪，这是娱乐。坦白讲，有时候明星不见得会演戏，我是表演起家的，所以找明星来，训练他。万芳怎么得奖的？李国修训练的，很多演员得金钟奖、金马奖，是我训练出来的。我鱼与熊掌兼顾了，让观众不失望，他们还发现，这个明星很会演，老师是我。”

　　对话冯翊纲

　　“想为自己的城市创造出作品和能量”

　　记者：《东厂仅一位》看起来是个很好笑的故事。

　　冯翊纲：这出戏的核心，是作为一个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人，追求文化感受之下的快乐。冯翊纲和宋少卿是爱说笑话的两个人，在舞台上为大家说着有趣的含有中国历史讯息的笑话，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明朝，这时候就蹦出了一个明朝的人……说得非常宽广，但是核心的精神还是说笑话，说故事，在含有高度中华文化讯息的故事和笑话之中，使得表演者和听故事的人，都感受到自己有一种快乐和幸福的可能。剧情是开放，大家可以有互动。

　　记者：你们两个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赖声川的相声剧系列，相声瓦舍到底有什么不同？

　　冯翊纲：我们就是在模仿赖老师的相声剧，赖声川的相声剧在1985年出第一部《那一夜，我们说相声》，我就是抄剧本的小工人，赖老师直接带我做这件事情。全世界有赖老师那么多的大粉丝，我是二十多年前就紧咬不放、跟在赖老师屁股后头的小粉丝，现在我也变成中年人了。《那一夜，我们说相声》接下来的是《这一夜，谁来说相声》，这两出戏排的时候我还没当兵，没办法跟着在外头跑；我当完兵之后，赖老师第三部相声剧《又一夜，他们说相声》，我和赵子强、卜学亮参加了；到了《那一夜，在旅途中说相声》，赖老师再次起用我和屈中恒。赖老师三五年才弄一出相声，我是年年都想说相声，所以赖老师这个戏那个戏不叫我没关系，我和少卿、黄士伟，我们打造自己概念的相声，但是我们追随模仿的对象还是赖声川老师。不过，由于我们不是赖声川，我们创造不出赖声川状态的作品，也许赖声川更优雅一点、更忧郁一点，我们的气质更快乐一点、更火爆一点。

　　记者：考考您，知不知道郭德纲？

　　冯翊纲：郭德纲是当下的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听相声是从侯宝林开始的，先是侯宝林，然后是马季，这是我们当时做学习者和创作者大量吸收的对象，还有马三立。我们在大量吸收相声讯息的时候，还没有郭德纲这个人物，应该说，在我们这个年龄层，郭德纲这个人很惊艳。郭德纲曾讲到第一次美军进军伊拉克的时候，说，‘走，我们去给美军送盒饭，连长以上西红柿鸡蛋，连长以下又是什么菜’，你听过之后就明白他掌握了幽默的特质。相声中有很多出乎意料的，出格的，完全离开规范思维的方式，我们也是这样。要传达的是做一个升斗小民真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无论如何都要产生快乐感，幸福地活下去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创作动机，它会一直影响我们。周星驰在《功夫》里也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东西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种很核心的生命气质，叫做幽默。林语堂这样翻译，“幽暗的，沉默的”，视觉上和听觉上不清不楚，不让你看清楚、听清楚，但是胸中莞尔。

　　记者：相声瓦舍的相声和大陆的相声有什么不同？

　　冯翊纲：我期待大陆相声界的人来看。周立波会来看吗？我知道常宝华老师一定会来看的，他对我们很好。我觉得，区别就是城市生活造成的区别，上海是有独特个性的城市，北京是另一种，台湾何尝不是。长时间浸在自己的城市生活中，想为自己的城市创造出作品和能量，我想周立波和郭德纲都乐于创造，那些不同就是因为这些独特的城市个性而造就的，但我们没有那么“台味儿”，反而是作为表演者个人的风格更突出一些。

　　对话李国修

　　“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”

　　记者：很多人都以为《京戏启示录》是一部京剧。

　　李国修：这出戏有个宿命，一开始票房都不好，可是开演之后票房就上来了。观众会知道原来讲的不是京剧，是父子之间传承的思想。我觉得这部分是中国人最共通的一个感动，今天整个社会失去的人文价值是什么？就是两个字——传承。很多事情没有被延续下来，很多文化没有被传承下来，我觉得文化传承和手艺传承、精神传承，这些在此时此刻是最需要的一个课题。这出戏讲的就是这个，当然全剧最精彩的是那句台词，“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”，这句话后来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。

　　记者：你之前说蔡康永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戏迷，还买了您父亲做的戏靴。

　　李国修：因为他喜欢，在学校是演武生，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”，文房四宝一定要准备好。他戏唱得不好，但是他讲究排场和行头，所以他专门到我父亲的戏鞋店做了一双厚底靴，穿上台，风光亮丽。他觉得很有趣，很可惜，他之后没有走这条路。

　　记者：说说为什么大S看过之后这么感动？

　　李国修：因为她是个性情中人，她妈妈一直担心她坐不住，说看一半就走吧，就是来捧个场。可是，她坐在观众席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中场休息和她妈妈说，不要走，这出戏不看完绝对不过瘾，最后妈妈陪她看完下半场。这个戏让她感动万分，勾起了她和家庭成长的关系，上一代和这一代的关系，原来传承就是未来。我在戏中扮演我的父亲，我和孙婆婆对话，讲起梁家班过去的往事，我讲了一句台词非常妙，“从前的人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现在的人不知道将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现在的人回头看看从前，就能看见将来”。这句话其实就是全剧的精神，就是回头看过去。小S和观众一样感动万分，她带着眼泪用力鼓掌，这是事后她和我描述的。

　　记者：您26岁就成名了，可以一直做明星，为什么想要做剧团，这么累？

　　李国修：我18岁就参加话剧社，26岁成名，到了30岁，我突然想，人生就是这样子么？后来，我去了日本和美国游学，在半年游学过程中开始找到我自己，我在东京和纽约看戏，发现这才是我的最爱。我不喜欢电视台的工作环境，压迫人的环境，尤其是当时台湾的制作环境很枯燥，而且粗暴。我觉得自己像一管牙膏，我是编导，要自己想短剧和喜剧的点子，这是很压榨自己的。牙膏挤完之后意味着什么？就是空管丢进垃圾桶，我觉得这样不是我想要的，不愉快不开心，没有成就感。在我31岁回到台湾地区之后，成立了屏风表演班，决定了人生中未来的自己。